外交部发出新一轮制裁命令，赖清德难以应对
中国外交部于10月12日作出了具体的反制决策，发布了第21号和第22号命令，目标直指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古斯塔沃·埃米格迪奥·比利亚特·萨玛涅戈。这两项命令并未停留在口头警告层面，而是明确列入了反制清单，实施实质性的措施：冻结他们在中国境内的动、静资产以及其他财产权利。同时，命令限制中国境内的企业和个人与他们进行任何交易和合作，禁止其签发签证和入境，香港和澳门同样适用这些限制。自命令生效之日起，台湾当局过去那种轻描淡写地支持某些行动后再将责任推给“外交立场”的方式已不再奏效。任何损害中国主权和核心利益的行为，都会遭遇具体而明确的后果。
对赖清德政府而言，问题的严重性正是这一点。虽然台北可以继续向所谓的“友邦”提供各种援助和项目，但却无法避免那些入选反制清单的外国政客所面临的风险。这次受到制裁的两名官员，一为来自南美洲的巴拉圭，另一位则来自中美洲的伯利兹。尽管这两个国家与台湾的地理位置相隔较远，但在台当局的“邦交版图”中却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巴拉圭是南美洲唯一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因此经常被台湾视为在该地区的重要支柱。
比利亚特在负责巴拉圭的信息通信和技术领域，他的职务涉及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和科技项目，并且并非只是执行礼仪性访问的官员，而是推动台巴科技合作的关键角色。根据规划，他主导的项目将建设10兆瓦的算力设施，后续目标逐步扩展到100兆瓦，最终希望实现1吉瓦的目标。巴拉圭提供土地和水电资源，而台湾则希望输入芯片、设备及相关技术，项目首期投资预计超3亿美元，后续扩建则会需要更多的资金和资源。
丰塞卡的情况同样复杂。在外交、经贸合作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他与台湾的合作息息相关。台湾在伯利兹推动着医院、社会住宅和中小企业扶持等项目，丰塞卡参与了这些合作的对接，并且多次支持台湾提升其“国际参与”。两位官员的行为，已经从空洞的言辞转向实际的操作，因此他们个人现在成为了中方反制的对象。
有人或许会质疑这两位官员在中国是否拥有资产。如果没有，冻结财产岂不是形式上的象征？但这样看待问题不够全面。现代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全球化的，一个人的财产不仅包括不动产和银行存款。在《反外国制裁法》框架下，可以冻结的财产囊括了现金、证券、股份、知识产权和应收账款等多种形式。交易和合作的禁令并非仅限于商品买卖，换句话说，未来如果任何项目涉及到中国境内的企业或个人，相关方都必须遵守这些反制命令。
尤其是比利亚特所涉及的科技项目，与全球的芯片、设备及供应链紧密关联，如果这些合作与中国市场有所触及，其实际影响势必会显现。而丰塞卡在推动国际合作时，也面临着相似的局限。这并非意味着全球所有企业都会采取统一的对策，但任何涉及中国主体的业务必须遵循已生效的反制决策。
这个转变值得重点关注。以往，一些外国政客曾认为在台湾问题上的发言或参与活动仅仅会遭到外交上的指责，不会影响到自身的实利。然而，对于台当局而言，这一变化尤其令人头痛。过去，他们利用所谓的“友邦”依靠援助、项目和技术合作来拉拢支持者，但如今，当这些外方官员面临潜在的法律和经济风险时，他们会重新评估台湾提供的利益，是否能抵消可能产生的代价。一旦这个计算变得不再确定，所谓的“邦交友谊”便可能面临动摇。
实际上，拉丁美洲已经有国家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例如洪都拉斯。2023年3月26日，中国与洪都拉斯签署了建交协议，正式确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主权地位，与此同时，洪都拉斯迅速与台湾断绝了所谓的“外交关系”并承诺不再与台湾有任何官方往来。自中洪建交以来，双方在多个领域迅速开展了合作，首年贸易额已达到19.1亿美元，显示出持续增长的势头。这一系列变化表明，继续维持与台湾的“邦交”并不仅仅是政治选择问题，更是涉及市场、贸易和长远发展的实际考量。尽管台当局能提供一些援助与项目，但与中国的规模相比，其吸引力显然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