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英视角看灵活就业的误解与现实折射

• 2026-08-25

2026年8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兼经济学教授张丹丹在财经访谈节目《聊一波》中发表了一番言论，迅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她在节目中被问及目前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能享受哪些社会保障时，提出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的看法，令许多观众感到震惊。她认为，相比于传统的朝九晚五的工作模式，虽然后者提供五险一金的保障，但却牺牲了个体的自由时间。而灵活就业者则能享受高度的时间自主，掌控自己的工作节奏，不需要依赖公司缴纳社保，灵活性本身便是最优的回报。

这一论调立即在网络上引发了极大的反响，遭到了大量网友的质疑和批评。知名媒体人胡锡进也对此公开表态，表示难以认同，并指出这种观点显得片面。许多网友认为，张丹丹的言论无疑是对底层生活的误解，形同“何不食肉糜”的冷漠反应。尽管她的观点在劳动经济学上有其理论依据，例如补偿性差异理论强调了劳动时间弹性的隐性收益，却忽视了一个重要前提：劳动者拥有足够的自主选择权，能够自由选择保障良好的工作还是灵活性高但保障少的岗位。

然而，现实的就业市场与这一理论截然不同。中国的灵活就业者人数已超过3.2亿，其中超过70%的从业者并非出于主动选择零工的原因。他们中的很多人由于求职无门、受限于年龄或遭到裁员而被迫进入灵活就业市场，实际上这是他们生存的唯一出路。对于他们而言，灵活就业并不是理想的选择，而是无奈之下的务实之举。

而所说的“工作自由”背后，往往是来自底层的沉重生活压力。外卖骑手名义上拥有时间自由，实际上却受制于平台算法，拒单会降低评分，延时交付则会扣减收入，哪怕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他们也不得不随时待命，停工即意味着没有收入。网约车司机在清晨到深夜的高强度工作中挣扎，休息时则面临生活开支的困扰。这样的灵活就业往往是无保障的生存状态，缺乏工伤险、没有带薪休假，养老和医疗保险需要个人全部承担，这种被迫谋生的现状被重新包装为“放弃社保获取自由”的说法，逻辑本身显得荒谬。

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张丹丹似乎并不了解底层就业的真实现状。她在劳动经济和零工经济领域深耕多年，对外卖骑手和零工从业者进行了大量调研，实际上掌握了大量关于底层劳动者的真实数据，但在公开场合却将他们的困境描述为“主动选择、享受自由福利”。这反映了精英学者的思维与实际生活的脱节。在她的学术研究中，“就业灵活度”仅仅是代表积极收益的变量，完全忽视了实际工作者在熬夜接单或街边匆忙用餐时的真实困境。

对于张丹丹而言，她拥有北大的职位和完善的福利保障，始终处于安全的环境中，因此她才能如此轻松地抛出“自主就业无需单位缴社保”的言论，因为她并未经历过没有保障的生存焦虑。她的这些言辞并非出于恶意，而是由于长时间脱离普通人的生活，导致了对他人境遇的疏离与缺乏共情。虽然她深知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却未能区分理论中“主动选择”的就业决策与现实中“无路可走”的被迫生存之间的差异。在公众面前，她自然而然以学术概念为基础，而不是发自人心的同情与理解。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与民生脱节的精英观点并非孤立。之前就有专家建议年轻人通过自费入职的方式来积累经验，还有人将高房价归结为个人选择问题，尤其是那些体制内的精英，习惯于把复杂的社会结构问题和资源不均化归结为个人的责任，借此美化保障缺失的现实，掩盖了社会的不公。

显然，他们并没有忽视底层民众的生存挑战，却已将普通劳动者视为学术研究的样本或市场理论的工具，缺乏对其真实困境的同情和理解。若社会不愿直面数亿灵活就业者面临的缺乏保障、生存压力的现实，而让某些精英将底层的困惑和无奈曲解为“自主选择的优质福利”，这足以警示我们部分上层精英已然脱离民众，置身于现实之外。他们虽然享受着底层劳动者创造的社会稳定与发展红利，却对他们的生活苦楚视而不见。

张丹丹的短板不在于其对劳动经济的知识缺乏，而在于缺少对实际社会的深入观察与对普通民众的共情。她真正需要的是走出学术和精英的圈子，切实理解普通人在生活中的艰辛与努力。